观察日记蚂蚁

2019年04月02日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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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为遏制“高考移民”,内蒙古2013年结合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政策,修订了相关高考报名资格政策,规定截止到今年4月1日,从区外迁入内蒙古的考生,须同时符合本人具有内蒙古高中阶段学校学籍且连续就读满2年,本人取得内蒙古户籍满2年。而按照“三年早知道”的规定,这一政策当最早在2016年执行。而当事人也声称:“户口迁到内蒙古的6年时间里,从来没有得到公安部门与教育部门联合通知不允许参加高考的告知文件。”

    第三,要加强依法惩治。我们要建立健全校规校纪,国有国法,党有党规,校有校纪。同时,我们还要通过修法、释法,让这些恶意的造成重大伤害的欺凌者,受到纪律、法规、法律的惩治,担负起他们应当担负的责任。[16:20]

    考试要求有3处“合并”,①将“知道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的,原子核一般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和“知道原子中质子数、核电荷数与核外电子数的关系”合并为“知道原子的构成及原子中质子数、核电荷数与核外电子数的关系”。

  随着高考结束,各地考生们都开始放松身心,但对于一些“学霸”来说,高考可能只是场“热身赛”,接下来的两周则要进入自主招生“赶考模式”。全国自主招生试点高校10日起正式开考,在约两周时间内集中确定入选资格考生名单、专业及优惠分值并予以公示。那么,今年自主招生考试有哪些变化?

    昨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线联平透露,就调整高考加分,北京已拿出初步方案报教育部审批,“总的精神还是按照国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要求,对现有项目进行梳理,有些就要取消,有些要调整适用范围。”

    纪录片中的“试验”如今成为现实。

    昨日,知情人士透露,根据国务院考试招生改革整体精神,2015年起,自主招生考试应将安排在全国统一高考后进行,自主招生试点高校或将仍允许安排笔试环节。

    玉树抗震小英雄、清华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尕朋决定毕业后回家乡,成为青海玉树的一名基层选调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1级免费师范生古丽加汗·艾买提,因为给去北师大考察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送维族小花帽广为人知,今年毕业后她选择回家乡做一名老师。这些学生也成为中国大学生“到西部去,到基层去”的榜样。

    刘长铭:都不可替代。我今天说的一句非常实在的话,确实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一个孩子在家庭这个学校里上了六年,才进到社会的学校,他不是一张白纸进到小学,是带了很多过去家庭教育的痕迹。如果家庭教育在前六年能够培养他更多的好习惯,这样的孩子在进入到学校以后发展会好得多。

  前不久,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并通过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这让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的师资问题,再一次成为教育界和社会关注的重点。

    多少呢?

    “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三年级语文老师田文开在课堂上将《弟子规》中的这一句名言写在黑板上,并向学生做细致讲解。田文开说:“这个月,我们学习国学的主题是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人无信不立,从小树立诚信观念非常重要。”

    刘长铭:再好的名校都比不上家长的教育。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教育实践中感到,家庭教育确实非常重要。我们学校处理的很多棘手的学生问题,都是在纠正孩子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形成的不良习惯。如果家里边打下比较好的基础,学校的教育工作也会简单一些,当然我们并不是为了使学校的工作简单,而是使孩子在学校能够发展得更好。

    对于冒着高温陪着孩子一起上补习班的这种行为,一位自诩“有识之士”的程姓家长坚决抨击:“我是坚决反对这种补习行为,孩子还小,过早地接触补习对他而言可能并不是好事。谁说每门学科考第一走入社会后就能更‘出彩’?”

    应当看到,教师轮岗制度,启动不难,难在常态化;“身入”不难,难在“心入”。在日本、美国等国都要求教师几年一轮换,但它们有两个基本制度做支撑:一是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义务教育教师是国家教育公务员,享有相应的待遇,与之对应,教师须履行轮换的责任;二是现代学校制度,在中小学实行民主管理和教师同行评价。

    储朝晖说,两种教育方法的区别就在于,英国老师更加注重课堂上跟学生的互动,而中式教学主要目标就是要把知识点教给学生,因此这种单向的教学模式,可能会帮助学生更扎实地掌握知识点。

    中国高等教育普及率依然较低,而我们的专业设置又过多过细,中国家长几乎没有多少专业背景,在选专业这件事上,很难帮到自己的孩子。而一个高中毕业生,要从几百上千个专业面前,找到适合自己人生发展的选择,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只能选择那些耳熟能详的经济和管理类。这至少说明,那些“少人问津”的学校和专业,没有在高中生中更好更有效地开展专业教育和市场推广工作,不能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学校和专业。如果这一点能够做得更好的话,相信调查结果会是另外的模样。

  前不久,教育部通报了上半年发现的5起教育乱收费典型问题,超级中学衡水中学因违反“三限”政策招生在列。有舆论解读,这传递出教育部门治理超级中学的信息。

    我们有一个学生,非常棒,毕业之后上的清华,他学的IT的,他爱人是四中的同学,律师,俩人年薪150万左右。但这个男孩子后来辞职下海了,做煎饼去,他说要打造让一亿人放心的煎饼,很有情怀,现在的收入每年有几十万了。我曾经跟学生讨论过,他们都很认可,他是学IT的,没有做IT,但是他对社会的贡献更多了,创造了新的财富,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

    今年有望启用的修订版中,曾经在五六年级语文教材才设置的课后练习“古今贤文”,有可能增加到每册课本中。

    当下,语文的学科定位变得有点模糊了。温儒敏教授说:“现在的教材人文性是足够突出了,在现今氛围中,我倒是担心这种处处要求呈现人文性的心理可能造成在实际的教学环节中淡化了必要的工具性,掏空了基本的语文训练。”〔10〕曹文轩教授也说:“目前的语文教育现状实际已经暴露了这几年人文教育力量过于强大和工具性教育相对薄弱的缺陷。”〔11〕揆诸语文教学的现状,他们的话决非无中生有,也非杞人忧天,值得我们深思。

    师生关系严重恶化

    既然挫折无处不在,那么面对挫折,应该如何应对呢?

    如果说,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是社会层面的公平,是老百姓所说的“公平选才”,那么,保证学生因材施教,实现个性发展和能力激励,推动高校差异化发展则是在教育内涵意义上的公平,也是专家学者们所认定的“科学选才”。社会层面上的公平以群体为观照,它要求高考必须把所有高校和学生“一视同仁”,拒绝有任何的例外或补偿;相反,教育意义上的公平则要求高考能微观到每一所高校和每一个学生,反对用分数来量化一个人的才能,也不认为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创造创新等深层次的品质能通过一张卷子可以直接测量获得。从社会层面上的公平走向教育意义上的公平,是高考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教育公平最终的实现方式。

    据统计,2010年教育部规定的高考加分项目仅14种,而各地的规定近200种。2014年各省即将实行的调整后加分政策,部分省市仍保留了农村独生子女降10分、留学回国人员子女降10分、先进劳模青年降20分、受市人民政府或省综治委表彰的见义勇为应届毕业生降10分等项目。对此,有研究者批评各地加分政策混乱,出台过程不透明,随意性明显,并强调应取消地方政府的加分权限和自由裁量权。

    按照教育部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的要求,报名参加高考的人员,必须是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人。没有接受过一天正规教育,且只有9岁的小张,又是怎么通过审核并成功报名参加高考的呢?张民弢说,虽然孩子今年高考只考了172分,但此前的考试表明,小张已经具备了高中同等学力,张民弢说需要同等学力证明,就用公司和学校开了两张学历证明。然后去教育局咨询,教育局又让参加一次高中考试,考了200多分,他们认为我们具备高中毕业的同等学力。

    可我们并没有看到当初所期望的,从他们之中产生很多科学领域的大师,至少现在还没有。

    2016年中考英语仍考66道小题,满分还是120分(听力依然占30分)。《中考说明》没有任何变化,包括分值分布、考试时间、题型、1527个词汇量、难易程度等都跟2015年一样。

    10、从心开始:沟通交流产生美教师在学校教会了那么多孩子,使那么多孩子优秀,回到家里就很自然的觉得自己的孩子也得优秀。教师千万别把自己的孩子当作不用教就会的孩子,或有先知先觉的孩子,否则就很难有耐心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在我看来,强调教育让人民满意,不仅表现出了把教育当作一般服务性行业的危险思想倾向,而且从具体执行来看,也似乎忽略了人民的内涵,只是选择性的让人民满意。

    亮点七:完善中小学招生办法破解择校难题

    4、切莫包办:引导孩子认识自我虽然教师的交际圈子小,但在教育口是有人脉的,所以社会上“上学难”的问题对于教师来说就不存在了。但就孩子是否应该在自己教书的学校上学的问题,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教育专家建议最好别把孩子放在自己教书的学校。孩子在自己教书的学校,势必得到同事的照顾,孩子各方面都会顺风顺水,不利于孩子独立人格的形成。

    高等教育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是普遍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因为在大规模扩张的背景下,过去是面向少数人的高等教育,现在面向大多数人,所以这两种教育模式应该是很必要的,加上目标,加上内容,现在只有一种数量的扩张,量变没有引起质变。我们的教育内容、架构、目标、课程都还是层层相应的。

    我们调查发现:大多数孩子的第一偶像是明星,因此父母在没有经过一番了解之前不要随意贬低孩子的偶像,最好是父母能根据偶像身上某些好习惯加以引导,让偶像成为榜样。

    改革改到深处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

    第十二招,刻意变换孩子的学习环境。

    朱之文表示,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面临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幅收窄的巨大压力。尤其需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动摇,将人力资源开发作为根本大计、长远之计,依法保障教育投入,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进一步挖掘和发挥教育的“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在激烈的国际教育、科技和人才竞争中抢占先机。 

    小组讨论之后,要进入展示环节,或口头表述,或到黑板上板演。

    而在顺义区第十五中学校长王振江看来,就算是偏科,如今的偏科也不同于以往。新方案最大的特点就是给学生提供了选择性,文理不分科,每一名学生都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优势去选考部分学科,这是让每一名学生发挥自己长项的“以长博长”。

    一些需要读书“打底”的命题,将对营造读书氛围发挥引导作用

    一个教育者稍微有点名气,比如写了几本书,做了几十场报告,马上就有人介绍:“这是著名教育家谁谁谁”。如果他是知名学校的校长,那教育家的称号会狠狠砸在他头上,想躲都躲不掉。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机构,曾经连续搞了好几届“中国教育家大会”,据说几百上千的“教育家”们济济一堂。我的天!难道中国当今果真已经遍地“教育家”?

   近日,一则“偏科退学,济南10岁女孩一年写了两本童话书”消息见诸报端,引发人们热议。有人对10岁女孩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也有人就此提出了一些质疑,其中,“偏科”与“退学”是人们议论和关注的焦点。

    哈哈哈,很简单的“脑筋急转弯”。同学们七嘴八舌,争先恐后。顺着同学们的回答,毛老师说:“对!三个。打开冰箱门,塞进大象,关上冰箱门,over了。好!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上课的时候,摸个东西出来玩玩,也就是做一个‘小动作’,需要几个步骤?” 大家面面相觑,有的开始扳着手指计算起来,有几个同学面色开始紧张。毛老师挥了挥手,说:“别算了,我告诉你们吧。第一个步骤,偷偷看看周围,观察一下有没有人在注意自己;第二个步骤,把手伸进抽屉里,一阵乱摸;第三个步骤,摸到了东西;第四个步骤,再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被人发现;第五个步骤,拿出摸到的东西,开始欣赏;第六个步骤;开始玩耍摸到的东西;第七个步骤,玩够了,把摸到的东西放进抽屉里;第八个步骤,做贼心虚地再看一下周围的情况。没被发现的,长噓一口气,被发现了,弄个大红脸。” 毛老师一边说,一边配合着适当的肢体语言。

    无论中考还是高考改革,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都是真正的难点,是个知易行难的问题。由于升学考试的高利害性,综合素质评价的“保真”和“可用”成为一对矛盾。一些地方的探索显示,当它不与升学挂钩时真实可信;一旦挂钩就容易失真而不可使用。完善这一制度,主要靠地方的探索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主任李向前认为,今年自主招生改革最大的变化在于选拔方向,过去更注重考试成绩,现在偏重“学科特长”和“发展潜力”。考生只要达到专业分数线即可,不会比较其平时成绩,其余就要考核考生的学科特长,面试中还需测试考生发展潜力。

    王旭明比较“着急”的还有大量官员的语言水平。

    仲广群:给我的书写第一篇序的安淑华,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教授。在美国,目前“翻转课堂”很时髦,安淑华教授便是美国2013年“翻转课堂”奖的得主。她说,对比仲老师的助学课堂和美国的翻转课堂,教学方法看似大同小异,但是有本质的区别。翻转课堂的结构是由低到高的认知过程。这种模式翻转了老师讲课,学生吸收知识,通过做作业巩固知识的传统模式。相比之下,仲老师“助学课堂”的课前、课中,学生都在进行高水平的认知。课前精心设计的助学单不仅增强了老师以学为主的课程设计的能力,也给学生一个增强学习主动性、实践性及学会反思的机会。“翻转课堂”不够好的地方在于,它所展示的微视频恰恰是灌输式的。安淑华说:“中国的数学能力在国际上给人的印象是有扎实的基本概念和很强的计算能力,但是创造力不足,仲老师的助学课堂强调了主动性、实践性,更注重学生的活动水平、结构和方式,这对学生提高创造力会有很大的帮助。”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以中学学科教学质量评价为主,保证学生知识结构不偏科。综合素质评价则更接近于学生个人的成长记录,是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适应社会能力等潜质和才能进行的更为全面的评价。

    在近几年的教学改革中,以平权的观念去理解、构建师生关系成为某种普遍的共识。但是,师生人格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教育场中的师生具有平等的权力。老师对学生行使“管”的权力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需的。这是因为未成年人由于其理智、身心发育不成熟,而经常无法正确识别自己的利益,因此需要老师的引导和帮助。 

    在2013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上,与会者认为学校是可能发生变革的重要载体,要特别重视校长的创新作用。澳大利亚前总理吉拉德谈到,实质性的教育变革比较容易出现在非主流的教育边缘,出现在体制外的教育。这是因为政府提供的教育只能做“不错”的事,无法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政府特别需要学习的,是对教育创新有宽容和吸收的弹性,使得体制外的创新能够被接纳、融入正规教育而得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