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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月25日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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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刘海峰教授说,最重要的公平是投放录取指标的公平,尤其是名校在各省的指标投放,这与命题无关。仅靠统一命题,只能解决分省命题带来的出题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不能解决录取比例差异过大的问题。

    降30分录取考生高考投档成绩须达到我校医学部在当地同科类模拟投档线分数下30分以内,且同时达到当地本科一批控制分数以上

    推动各地落实完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探索建立国家教师荣誉制度。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启动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开展寻找最美乡村教师活动。深化教师培养培训改革。制订进一步加强高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建立新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体系,统筹实施高校高层次人才计划。推进高素质教育人才培养工程。提升教师教学水平,继续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计划。完善部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日期,山东省宣布自2017年秋季高中入学新生开始,山东高考采用“3+3模式”: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和考生选考的3科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成绩组成。此外,2017年起,山东高校录取不再分一本二本;2020年起,招生采用“专业(类)+学校”志愿填报和招生录取方式。

    郑益慧表示:“‘综合评价招生改革试点’是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去年上海交大工科试验班招生模式也是采取‘631’的模式,即高考成绩占60%,面试综合素质测试成绩占30%,高中学业水平成绩占10%。这项试验是交大进行了多年的人才选拔与培养一体化探索之一,为今年正式实施的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积累了经验。”

    其实不仅在河南,受教育基础薄弱、学校点多面广、工作生活条件艰苦等因素的影响,乡村教师数量不足、教育质量不高的情况广泛存在。为切实解决这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的“老大难”问题,各地纷纷结合省情、需求,在实施方案中提出招聘特岗教师、免费师范生、高校毕业生、鼓励支教走教等举措,完善乡村教师队伍补充机制。

    数字3:2008年某乡一所中学当年报考的22名教师子女中,无一人报考师范院校。

    王森奇

    首先感谢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给我一个机会,能让我在这神圣的讲台上,谈自己对基础教育的一些看法。感谢王德峰 教授骆玉明教授在百忙中为我的讲演做点评。感谢诸位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听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肖鹰

    纪录片中的“试验”如今成为现实。

    这是不是训练主义结出的恶果,毒果!

    进一步说,作为政府政策导向安排的农村学生特招计划,要想保住公平底线,避免用一种不公的政策去弥补前一种不公政策出现的漏洞,未来的方向只能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比如有很多农村户口的学生在城里的重点高中就读,但因为他们有了农村户口而享受低分录取依然是不公平的。解决这类问题依然只能像哈佛大学那样,建立对所有人一致的专业评价,丢掉不够专业的分数拐杖,依据严格、规范的专业评价建立教育公平的牢固基础。

    那些业内人士辩称,我谈的只是个人观点,不属于信息发布。此话并非不对,但由于业内人士的特殊身份特征,使得这些“个人观点”带有了强烈的“内幕信息”的色彩。退一万步讲,即使是“个人观点”,由于关涉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的大局,有关人士也应当出言谨慎——特别对于尚未确定的内容最好不说——以免引起公众不必要的联想和疑虑。

    一个充满自信的孩子,一定也能够得到充分发展,因为自信的人,其潜能与天赋总能够很快被发现,他总是敢于尝试各种事情,在尝试中他很快就能够找到生命中最好的那种感觉,而这种感觉会把他带到一个非常有利于他成长的天地里去。相反,一个被教育得充满自卑的孩子,他的生命处于一种被动消极的状态,他会胆小如鼠,处处不敢尝试一下,渐渐地他会把自己包裹起来,与外界隔绝,为了害怕失败,他什么也不敢去试一试,对父母,对老师,对朋友,形成了高度的依赖心,不敢独立自主,不敢主动担当。

    考查面更宽避免生僻题

    对徐盼盼这样的高二学生来说,选考科目早已尘埃落定,更令她苦恼的是眼下的学习。她主动报名了4月举行的第二次选考,可班级气氛却不太理想:有好多同学不参加这次考试,不忙着复习。早自习的铃声响了,她坐在课桌前,却总是静不下心来,“考试的机会多了,但选考学考同时进行,作业量的负担挺重的。”徐盼盼有些害怕却又期待着明年4月的到来:2017年4月后,她将结束所有选考科目的考试,到时就可以全身心投入语数外的课程复习中。

    其实这同中国传统的观念是非常接近的,自古中国人就需要儿子顶天立地,要能撑得起家业,“娇儿多败家,英雄出少年”。所以,儿子要能守住财,就不能太娇惯,要经历些磕磕绊绊,摔摔打打。所以,几乎所有的男孩子妈妈都同意:要穷养儿子。

    这一项数据统计结果“非常稳定”: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和经管学院,13级和14级学生到过境外的比例都在40%左右,过去的调查结果也是类似的数据。

    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所在的燕南园56号院,曾是著名物理学家、北大校长周培源的住所。旁边的57号院,是冯友兰先生的住所,有名的“三松堂”。55号院曾是哲学家冯定先生的住所,后来是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先生的住所,现在是李政道先生的住所。

    我们的教育也似乎为此努力过,“素质教育”就是在这样的追求下提出的教育愿景和方针。但在具体实施中,它却完全被以“改变命运”为目的的功利教育收编。一个无可置疑的证据就是纳入考试,比如名著阅读纳入中高考、艺术教育纳入中高考,等等。一项教育内容只要纳入中高考,它就会发生质变,就会成为“改变命运”的敲门砖,而不是改变人本身的基本要素。

    首先,考生和家长要合作选报志愿。家长不能越俎代庖,实行一言堂,不要重蹈某位考生弃港大又重考北大之辙;考生也不能当甩手掌柜,“唯家长是瞻”或一意孤行不听他人言。家长要把握好大方向,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考生要配合家长做好各种数据搜集整理工作,为准确报考学校、专业提供数据参考。

    国际学校真比传统学校强?

    民意一方面角逐稀缺、昂贵且交换价值高的教育符号——这必然是高筛选的产物;另一方面民意又力避教育排斥——教育筛选,教育公平就成为内涵复杂的诉求。教育的行政权力听懂了这复杂诉求的第一层含义,以“减负”来回避筛选,以“均衡”来延迟筛选。然而,没有了择人,育人能更好吗?回避筛选的教育,会是人民真正期待的教育吗?

    庞哲:美国常青藤学校确实有向边远地区招收学生的政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的收集人才,在申请学校手续方面有了网络,相互了解方便多了,学校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面试学生,学生可以通过网上的照片和视频来了解学校的状况。但是最终双方是否能够相互接受,要取决于学生的全面的努力,就职的目标和是否能够获得赞助,学校也要看学生录取是否能够对学校学术研发、科技体育才华方面能够加分。

    山东省表示,将从2020年起采用“专业+学校”的招生录取方式,浙江省在改革方案中对这种招生录取的方式描述也相当简单,这都表明,专业优先 的志愿设置形式可能还需要在实际操作中不断探索。不过这一方式的出现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它要求高中生从高一起就应该逐渐明确自己的专业特长。有专家甚至 指出,应该在普通高中建立起职业适应性的测试制度,让学生在高中一入学就进行专业规划,改变学生“为考大学而考大学”的倾向,同时也能改善目前高校千校一 面的教学风格。

    三问:多点划片初中有多大自主权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于今日15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就“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14:49]

    ——职称评定向乡村教师倾斜。福建实行城乡学校统一的岗位结构比例;浙江对中小学副高级职称按高中、中职40%,初中30%,小学10%,幼儿园5%的标准进行属地内调控;湖北则明确规定教师表彰中乡村教师比例不低于30%。

    大河报上题为《评网售“学霸笔记”:可参考但别迷信》的文章则指出,“学霸笔记”反映了一种应试教育症结,“‘学霸笔记’被热捧,实际上都是冲着‘学霸’的外衣去的,其目的昭然若揭,就是想借助‘学霸笔记’快速提高学习成绩。因而,‘学霸笔记’被热捧的背后,涌动的其实是一种推崇尖子生、希望成为尖子生的‘学霸速成心态’,这实质上还是应试教育的思维在作怪”。

    机遇和挑战呼唤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他们深入了解并热爱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他们具备建立在理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之上的远见卓识;他们怀有高贵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意志。中国大学,应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培养新一代领军人物的使命,而北京大学这所中国历史最为悠久,也最具影响力的高等学府,正是其中之一。

    我也是在拼命挣扎的教师中的一个。

    有个小学生写了这样一篇作文:

    呜呼,心痛至极!!决不让我的儿子做教师!愿旭东天国走好!下辈子不要选择做教师!中国的中小学教师根本不是人做的工作。国人只看到教育费用高额不下,不去追究其根源!只看到教育的负面,不看竞争的激烈残忍程度!只知道向教师索取教学成绩,不去考虑自己的孩子是否可造之材!如此扭曲的基础教育,城乡教师巨大的收入反差……谁来解决?怎么解决?

    就在今年教师节前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对师生们深情寄语: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是民族的希望。我们把教师视为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就要持续创造适宜的成长环境,让他们凭职业素养和师德水平赢得尊重。当教师无须像月亮那样借光闪亮,社会才能真正葆有活力之源、创新之根,我们的下一代才会有更强的竞争力,我们的国家与未来才会洒满阳光。

    这几天舆论纷纷,一是常州学校毒地,伤害学生健康。二是蒙城学生打老师。

    新变化:面向全市招生的特色高中实验班调整为27个,招生比例向远郊区县和一般初中校倾斜

    第二,区别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文/理科综合科目考试很有必要。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成绩作为高考总成绩的组成,前提是取消高考文/理科综合科目,这意味着必须明确区别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文/理科综合科目考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采用等级制,并与统一高考分数并列使用,可以明显区别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文/理科综合科目考试,有利于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和考试负担,符合考试改革思路。若采用分数与分数相加式,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分数继续被强化,改革效果必然受损。

    为了加强美育和人文教育,还要重视校园文化环境和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建设。大中小学要尽可能地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和艺术氛围,大学还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要创造条件使大学生更多地接触艺术经典、文化经典,用文化经典、艺术经典引导青少年去寻求人生的意义,去追求更高、更深、更远的东西。

   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不提倡、不宣传、不鼓励,这是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做法,但如果对已发生的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也不予承认,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要严格依法从事,工作认真负责,认定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就不会引发盲目模仿。

    我鼓励孩子玩,聪明的孩子会玩也会读书,会读书不会玩很麻烦。我招聘了几万名年轻人,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有出息的年轻人都特别会玩,特别调皮。调皮的孩子容易成功,但调皮的孩子不讨老师喜欢。

    今年自主招生改变的不单单是考核时间联考,最引人注目的是,分分合合多年的“三国杀”至此将成历史。

    与之相关,语文新课标所持的打破学科本位,强化语文与生活实际、社会实践联系的主张,旨在体现语文学科的综合性。但并不等于说,整个社会实践、学生的全部生活实际就是语文。更不要求把学生身心发展、个性培养的全部重担都由语文学科来承担,没有必要把引导学生参悟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联系作为语文学科的首要目标。

    第三环节是对阅卷者的培训。由于阅卷的队伍大多是流水的兵,这一培训环节显得十分重要(浙江省今年已经提前进行了阅卷教师培训)。每年,组织者从研究考题,到熟悉评分标准,到讨论样卷,到试打分,进行培训,较好地起到统一评分标准的作用。但是,阅卷者的态度、观念、水平,不是通过一天半的培训就可以发生质变的。在这一过程中,不妨增加独立打分的考核环节。这一环通不过,就要坚决地让其从改作文环节退出。毕竟,60分的作文,足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落实“小升初”新政,需要教育资源均衡化、评价机制优化等联动改革,其核心在于教育放权。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处在监管的灰色地带,既是学校又是企业,又不是学校、企业(注册为企业之后,还要注册为学校,才能招生办学,虽然是学校,这些机构却不是事业单位),既属教育监管又属工商监管,结果都不监管,导致民办教育培训业颇多乱象。目前,关于“自由教师”还算不算教师的问题,也与此有密切关系。 

    李镇西在《做最好的老师》一书说:“只有思想才能点燃思想。让没有思想的教师去培养富有创造性素质的一代新人,无异于缘木求鱼。”不由得想到古希腊三位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是师生关系,学生传承了老师的思想,又超越老师的思想,分别建立起各自的思想体系,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前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与老师截然不同的哲学体系,并留下了“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千古名言。而在我国,孔子创立了影响封建社会千载的儒家学说,但后世学人在对儒家学说的发展上却总跳不出“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圈子。

    另据了解,在目前正在逐步更换的北京版语文教材中,已经增加了历史故事、书法楹联、蒙学诗词等内容。而在新送审的北京版语文教材中,也注重增加了近现代名家的作品数目,包括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文章,还在小学阶段引入了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等可读性很强的经典作品,“这也是北京版语文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该负责人说。

  又是一年开学日,又一个生活学习新阶段的开始。然而,对于部分学生来说,花季生命却早早陨落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再也无法迎接新的学期。整个暑期,关于学生安全事故的新闻屡见报端,那些逝去的孩子以生命为代价再次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

    除了规范高考加分的外部关系,对于高考加分的具体落实者,如高中、大学和各地的高招机构,更应加强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将各类隐患遏制在萌发之前。在所有相关的制度建设中,信息的公开与社会的监督是最关键的,加强相关的通道建设,使之顺畅、有效势在必行。目前,从部分地区的积极尝试中,已看到希望和效果,这说明只要真正意识到高考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切实从积极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入手,就可以为各种改革尝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使改革接近既定的目标。(程方平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